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，必有过人之节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，匹夫见辱，拔剑而起，挺身而斗，此不足为勇也。天下有大勇者，猝然临之而不惊，无故加之而不怒。此其所挟持者甚大，而其志甚远也。

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，其事甚怪；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，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。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，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；而世不察，以为鬼物，亦已过矣。且其意不在书。

当韩之亡，秦之方盛也，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。其平居无罪夷灭者，不可胜数。虽有贲、育，无所复施。夫持法太急者，其锋不可犯，而其末可乘。子房不忍忿忿之心，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；当此之时，子房之不死者，其间不能容发，盖亦已危矣。

千金之子，不死于盗贼，何者？其身之可爱，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。子房以盖世之才，不为伊尹、太公之谋，而特出于荆轲、聂政之计，以侥幸于不死，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。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。彼其能有所忍也，然后可以就大事，故曰：“孺子可教也。”

楚庄王伐郑，郑伯肉袒牵羊以逆；庄王曰：“其君能下人，必能信用其民矣。”遂舍之。勾践之困于会稽，而归臣妾于吴者，三年而不倦。且夫有报人之志，而不能下人者，是匹夫之刚也。夫老人者，以为子房才有余，而忧其度量之不足，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，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。何则？非有生平之素，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，而命以仆妾之役，油然而不怪者，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，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。

观夫高祖之所以胜，而项籍之所以败者，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。项籍唯不能忍，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；高祖忍之，养其全锋而待其弊，此子房教之也。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，高祖发怒，见于词色。由此观之，犹有刚强不忍之气，非子房其谁全之？

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，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，不称其志气。呜呼！此其所以为子房欤！

苏轼的《留侯论》说理已经十分透彻了，再多言已是赘余。

天下有大勇者，卒然临之而不惊，无故加之而不怒。此其所持者甚大，而其志甚远也。

倘若我们能够紧紧地守住自己的志向，就应该能够自然地做到喜怒不形于色，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。

是否应当显现自己的情绪时期不形于色并没有固定的答案，我想这应该是属于感情内外之分的一种情况。专注于私人感情，使用过多的精力来关注自身狭隘的周围，便是属于内在感情；外在感情则脱胎于内在感情，只不过突出了一点———将自身与外界的关系放在更加广泛的背景下来讨论：关注自身与时间的关系、自身与大地的关系以及自身与自然的关系。

如果时间自身会思考，我这样与他相处合适吗？我对待时间的方式足够温柔吗？如果不，那么我现在是否应当改变呢？现在我独自一人，我有勇气面对我自己吗？那朵花是一首怎样的诗？在我面前，这只蚂蚁在踌躇着什么呢？刚刚她路过的那阵风带给了久违的沉痛。一个难得的念头飘忽而至，我将放开所有的成见追随它。属于诗歌的时间，所有的一切自然可以不在乎。这些属于外在情感。

外在感情，是抽象与诗意的混合（海德格尔所向往的某种境界），在抽象与具象方面同时提出了要求。抽象给我们脱离现世的逍遥游，具象为我们的思考添加难得的诗意。外在感情产生于我们争取抽象与具象的高难度统一过程之中。

所谓忘身于帮助他人，很可能只是内在感情的一种，数数然也。在内部感情中，如果有博爱作为基础，则一切将会很健康地发展。自爱与博爱经常对立，也许博爱之中具有了外在情感的特征。

倘若我们心中外在感情尚有可观的地位，则“无故加之而不怒”应当是是很容易做到的。保持克制与理智是使生活简单化的最高效方法。